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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督教关于人际关系的道德我们需要澄清的第一点是：在这方面基督没有倡导任何全新的道德。新约的金规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实际上是对众人都认可之事的一个总结。真正伟大的道德导师从来不引进新的道德观念，只有江湖骗子和怪人才会这样做。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相对于教导来说，人更需要不断的提醒。”每一位道德导师的真正职责都是反复不断地将我们拉回到那些古老而朴素的原则中来（这些原则是我们都渴望回避的），就像把马拉回到它拒绝跳越的篱笆前，把孩子拉回到他想要逃避的那部分功课前来一样。
第二点需要澄清的是：基督教没有，也不声称自己有一个详细的政治计划，要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一点在具体的时间应用到一个社会中。基督教不可能有这样的计划，基督教面向的是所有时代的整个人类，适合一个时代或地区的具体计划对另一个时代或地区未必适合，总之，基督教不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基督教告诉你要给饥饿的人提供饮食，但不教你如何烹饪；它告诉你读圣经，但不教你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甚至英语语法。基督教无意取代、废除普通的人文学科和科学，毋宁说，它是一位指挥，如果愿意服从它的调度，它会给这些人文学科和科学分配恰当的任务。它还是力量的源泉，赋予它们新的生命。
人们说“教会应当领导我们”。如果他们对教会和领导的理解正确，这句话就对，如果理解错误，这句话就不对。他们所说的教会应该指在行为上实践基督教导的全体基督徒；“教会应当领导我们”应该指一些基督徒，那些具备合适才能的人，应当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应当是基督徒，他们在政治和经济学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应当以实施“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为目的。倘若这一切真的实现，其他的人也乐意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基督教解决我们各自社会问题的答案。但是实际上，当人们要求教会领导时，大多数人的意思是希望神职人员提出一个政治计划。这是愚蠢的。神职人员是教会内部接受特殊训练的一批人，他们专门负责有关我们永生的事务，而我们却叫他们从事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们没有接受训练。这项工作实际上应该由我们平信徒来承担。将基督教的原则应用于工会工作或教育上，这应该由身为基督徒的工会领导或校长来做，正如基督教文学由基督徒小说家和戏剧家创作，而不是由主教们业余时间聚集在一起创作一样。
尽管如此，新约（虽未详细描绘）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一个全面的基督教社会的面貌。这个社会中有些东西也许我们不能接受。新约告诉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吃闲饭或不劳而获的人，不做工者不得食。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每个人的劳动都会生产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生产愚蠢的奢侈品，然后再用更加愚蠢的广告劝诱人去购买它们。在这个社会没有人“摆阔气”、“摆架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督教社会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左翼”社会。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始终主张服从（以及表示尊敬的外在行为），主张人人服从合法任命的行政长官，孩子服从父母，妻子服从丈夫（这一点恐怕很不受欢迎）。第三，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社会，到处充满着歌声和欢乐，在这里人们视忧愁和焦虑为错误。礼貌是基督徒的美德之一，新约不喜欢所谓的“好管闲事”之人。
假如确实存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你我在参观之后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我们会觉得它的经济生活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先进的”，但是它的家庭生活和行为规范却很传统，甚至有些仪式化、贵族化。我们每个人都会喜欢这个社会的某些方面，但是恐怕很少有人喜欢它的所有方面。如果基督教是人类这台机器的总规划，人们对它作出的反应可能亦如是。我们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偏离了这个规划，对它进行了修改，都企图证明修改后的规划就是原始规划本身。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凡属真正基督教的东西都经过了这样的修改，每个人都为其中的一小部分吸引，想要挑取这部分，放弃其他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为什么为截然相反的目的而战的人都说自己在为基督教而战的原因。
还有一点。古希腊的异教徒、旧约中的犹太人、中世纪伟大的基督教导师都给了我们提出忠告，告诫我们，借贷不要取利。但是现代的经济制度完全违背了这一忠告，这（我们称之为投资）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未必说明我们错了。有些人说，在摩西、亚里士多德以及基督徒一致主张禁收利息（他们称之为“取利”）的时代，他们没有预见到股份公司的出现，只考虑到个体的放债人，因此，我们不必在意他们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最终的发言权，我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投资制度是否该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景况负责，正是在这点上我们需要基督徒经济学家。但是，我若不告诉你，作为我们整个生活基础的那个东西在三大文明中都一致（至少乍看起来如此）遭到谴责，我便是在撒谎。
再讲一点我就可以结束本节。新约中有一段谈到人都应当做工，原因是，这样“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慈善，即周济穷人是基督教道德的一个基本部分，从上帝区分“绵羊与山羊”那个可怕的比喻中我们看到，人是得永生还是下地狱似乎都取决于它。今天有人说慈善不应当存在，我们不应当周济穷人，而应当努力营造一个不存在穷人、不需要周济的社会。他们说我们应当营造一个这样的社会也许很对，但是若有人因此认为我们现在就可以不周济穷人，那就与整个基督教道德分道扬镳了。我相信一个人无法确定周济的数目，唯一可靠的准则恐怕是：给予的要超过能够匀出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舒适品、奢侈品、娱乐活动上的花费达到了同等收入之人的普通水平，我们捐赠的可能就太少。如果行善丝毫没有让我们感到拮据，没有给我们带来丝毫妨碍，我们捐赠的就太少。应该有一些我们想做，但因为行善而无法做到的事。我现在说的是一般的“慈善”，你自己的亲友、邻居、员工具体的窘迫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上帝迫使你关注的）要求你捐赠的可能要多得多，甚至会严重影响、危及到你自己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行善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奢侈的生活或想赚更多的钱的欲望，而在于恐惧，对生活失去保障的恐惧。我们应当常常视之为诱惑。有时候骄傲也会妨碍我们去行善，我们忍不住想要炫耀自己的慷慨，在有些花费上（如，小费、请客）超支，而在那些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上付出的却不足。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想冒昧地猜测一下这部分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我想，有些“左翼”的读者可能因为我没有讲得更深入而深感不满，持相反观点的人则可能因为我讲得过火而十分生气。果真如我猜测，我们就正好遇到绘制基督教社会蓝图过程中面临的真正困难：在讨论社会道德时，我们并非真心想了解基督教的观点，只是希望从基督教中寻求对自己派别的观点的支持。基督教原本是要给我们一个主人或法官，我们却在它那里寻找盟友。我也一样，这部分的有些内容我原先也想把它省略掉。所以，我们若不从远处讲起，兜一个很大的圈子，这样的讲话便起不到任何效果。没有大多数人真心的渴望，基督教社会不会到来；不变成彻底的基督徒，就不会有真心的渴望。我可以重复“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一直重复到声嘶力竭，但是不爱人如己便不能将它真正付诸行动，不学会爱上帝便不能学会爱人如己，不学会遵守上帝的诫命便不能学会爱上帝。所以，正如我前面告诫你的，我们被一步步逼到需要考虑更内在的东西——从考虑社会问题到考虑宗教问题的地步。因为最长的弯路也是最近的归途。